这就是信用的连带风险。

        他李承乾担忧的,正是这种信用的系统性崩塌。

        然后是“权衡”。

        朝廷只权衡了“得到五十万贯”的即时利益与“可能存在的风险”之间的轻重,并认为利益远大于风险。

        但他们没有仔细权衡,或者说选择性地忽略了“风险一旦发生”的代价有多大。

        那将是朝廷威信扫地,是民间财富蒸发,甚至可能引发民怨。

        这个潜在的“隐形成本”,高到无法估量。

        而他们为了眼前的收益,甘愿冒此奇险。

        这违背了李逸尘说过的“边际效用”和“机会成本”原理——当投入超过承受的临界点,新增的投入带来的不是正效用,而是负效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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